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为动员全国各阶层人民实现建立新中国的光荣使命，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五一口号"得到了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他们发表宣言、通电和谈话，并接受邀请奔赴解放区，与中国共产党共商建国大计。这是我国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发展史上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公开、自觉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坚定地走上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道路，标志着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政党制度建设揭开了新的一页。

　　在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5周年之际，我想通过追忆民建创始人黄炎培先生与毛泽东主席的两次谈话与辩论，回顾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行、团结奋斗的光辉历程， 用历史和现实来见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优越性和生命力。

　　一、“窑洞对”与“黄氏历史周期律”

　　1945年7月1日，黄炎培等六位国民政府参政员，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邀请，为推动国共团结商谈，飞赴延安访问。7月4日下午，毛泽东邀请黄炎培到他住的窑洞里作客，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毛泽东问:“任之先生，这几天通过你的所见所闻，感觉如何?”

　　黄炎培直言相答:“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对黄炎培的这一席耿耿诤言，毛泽东庄重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听了毛泽东的回答，十分高兴，他说:“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这次谈话促使黄炎培从延安回来撰写一本书，叫《延安归来》。在书中黄炎培回忆了他和毛泽东的这段谈话，就是关于“国家兴衰周期率”的内容。

　　黄炎培与毛泽东的这段对话，人称“窑洞对”，又称“延安对”。

　　2012年12月， 习近平总书记走访8个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时提到，当年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关于历史周期律的一段对话，至今对中国共产党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

　　二、“支援军”还是“志愿军”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在麦克阿瑟的指挥下，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进行了风险极大的仁川登陆，10月7日悍然越过三八线，在进攻北朝鲜的同时威胁我国边境，之后还轰炸丹东，严重威胁了中国的领土安全，在多重考虑之下，为了适应新的国际形势，毛主席拍板做出出兵朝鲜，抗美援朝的决定。

　　毛主席最开始想用“支援军”来给入朝作战的军队命名，取自支援朝鲜人民的意思，在会议上讨论的时候，大家也都同意了。但是出于师出有名的原因，名字必须要经过慎重考虑，毛主席总觉得其中还有不妥的地方，一直在苦苦思索。

　　后来在民主会议上，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支援军的名字稍微有些不妥，听起来是我们派出去支援朝鲜的，加上中国之后就更变意味了，没有师出有名的意思，和美国的关系也就变得尖锐起来，不符合我们本来的目的。”毛主席听完之后觉得很有道理，思索之后挥笔在纸上写下“人民志愿军”几个大字，毛主席接着说道：“我们是人民志愿参与朝鲜战争，帮助朝鲜人民，并不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对抗，志愿军的名号听起来更加响亮，也更加合理一些。”

　　七十五年过去了，这个在中国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新型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具有独特的优势和鲜明的特征。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各个阶段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将长期坚持并充分展现其显著的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

　　在以后的新征程上，我们各民主党派将继续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把多党合作所长与中心大局所需结合起来，坚守初心，同心同德，积极建言献策，广泛凝聚共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