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75周年，适逢民建陕西省委员会成立40周年。在这具有纪念意义的特定时期和时间节点，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事业的光辉历程，追忆民建先贤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光辉典范，我不仅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由来、发展与辉煌前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而且更加坚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必将在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不可替代的基本政治制度优势和作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伟大贡献。

　　从75年前民主建国会宣告成立，到70多年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确立；从40多年前五届全国政协会议召开，到各民主党派全国代表大会分别召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重新焕发生机，民建陕西省委员会适应时代潮流应运而生。回顾以往，无论是投身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事业，还是效力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主党派都尽心尽力，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以鲜活的实践阐释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必然性。

 

一

　　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我国，就传统意义上来讲，所谓的“党”都不是一个褒义的词。其演变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和政治文明现代化的结果。

　　在西方，“政党”一词，源于拉丁文“Pars”，本意是指社会的一部分，引申为“派别”、“帮派”、“集团”等等，特指为谋取利益或权力的联合、勾结、共谋等。在我国，“政党”是一外来词。我国传统文化中本来只有“乡党”、“朋党”、“会党”等概念，认为“结党”必为“营私”，必然要搞阴谋诡计，只能是“狐朋狗党”，所以有“君子朋而不党”之说。

　　世界上最早产生的政党，是英国的辉恪党和托利党。初期，这两党也只是在议会中争权夺利的集团，为各自的利益，相互攻击，进行尔虞我诈的斗争。乃至，两党的名称都由两个对立派别的对骂中而得。“辉恪党”（Whig,本意为强盗），“托利”（Tory，本意为歹徒），与我们现在理解的“政党”意义相去甚远。因此，这两党还不能称之为真正的政党。但是，随着经济、政治、社会以及文化的发展变迁，辉恪党和托利党最终演变成为保守党和自由党，最终具有了现代政党的意义，成为现代政党政治的发端。

　　我国是被迫走上政党政治的发展道路的。虽然深受传统文化浸染的仁人志士们，一直耻于结党营私，一直恪守君子朋而不党的底线，但是鸦片战争打破了先生们的美梦，列强环待、清政府腐败无能，国家危难、民族危机，不得不师夷制夷、不得不反清自强，要拯救国家、要民族独立。于是，西方的政党政治被引入，民间反清的帮会被运用，政党被用作动员组织社会各界力量的工具，帮会被用作聚集社会底层力量的途径。兴中会、兴华会、同盟会等等因此而产生。在风起云涌的反帝反清斗争中，中国国民党等应运而生。

 

二

 

　　我国早期的政党，虽然学习了西方政党的经验，但是仍具有中国传统的帮会、会党的显著特点，以秘密结社、地下联络为主要组织形式，以推翻清王朝、寻求与帝国主义列强平等地位为目标，因此，被统称为“革命党”人。真正的“革命党人”，从组党结社之初就没有自己的集团甚至个人利益诉求，他们为了救国图强的理想，抱着牺牲身家性命的决心，以组党结社为工具，联系一切愿意为推翻清政府的力量，开展反清的秘密活动和暴力斗争。

　　在反清斗争中，革命党以革命志士为核心，广泛吸纳了包括开明士绅、旧官僚贵族、旧军阀、旧帮会等方面的人员参加。可以说，革命党组织内部各色人等复杂纷繁，组织机构松散，会党特征明显，内部帮派山头林立，虽然革命目标一致，但很多人并非真正的革命志士，也有许多人怀着等革命成功瓜分利益和权力的心思。如此以来，革命党难免焕散，反清革命难免历经挫折。

　　辛亥革命胜利后，正是由于革命党人的先天不足，导致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中国陷入军阀割据的混乱。尽管当时内建立民国、外抵御列强的呼声很高，但是各色人等却基于权力的争夺上演了一幕组党风潮，一时间集合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许多政客借政党之名，谋权逐利。正是这热热闹闹的多党竞争，最终迎来了帝制复辟。在此期间，孙中山先生联合数个小政党，把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以赢得在议会的斗争，也取得了第一次国会选举的优势，但是在封建势力的镇压下，国民党竞选的胜利如泡沫般破灭。

　　整个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召开国会、建立共和、实施宪政的呼声似乎从未停止，但是由于军阀的暴力、党争的纷杂，民主共和国日渐成为泡影。有史家指出，北洋时代，军阀与党争，是两大祸害，令国家元气在这种纷扰中损伤不少，必须以“革命的武力来扫荡军阀，以一党专政的理论来停止党争”。汲取屡次失败的教训，孙中山在共产党帮助下改组国民党，发起了北伐战争。但是，北伐战争胜利了，蒋介石却向共产党人举起屠刀，实行《中华民国行政时期约法》，建立了国民党一党专政。

 

三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政党政治的一个崭新的起点。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宣告了与旧世界的彻底决裂，不仅有明确的先进的政治纲领，而且有严明的统一的组织纪律，既放眼世界发展的潮流，又立足中国社会进步的方向，回应中国社会各界救亡图强的呼声，回应中国社会底层阶级的意愿。这样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装的政党，政治上的坚定和清醒是此前所有政党都没有的，这样一个以救国利民为宗旨的政党，组织上的无私和纯粹也是此前所有政党所没有的。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是一个旗帜鲜明的“革命党”，他要担当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要唤起民众，要建立武装，要进行暴力革命。一路走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英勇奋斗，虽然也遭遇挫折，但是却总能走出危机，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从第一次国共合作策动北伐战争到第二次国共合作赢得抗日战争胜利，从井冈山的斗争到延安岁月，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从建立新中国到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总能在历史的关头保持政治坚定、理论自觉、思想统一、目标一致、组织严密，始终以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为圭臬，与时俱进地完成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领导中华民族走向振兴、国家走向富强，人民走向富裕”。  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是以国民党的失败为镜子的。国民党在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有太多的传统帮会、会党的特征，党的组织内部山头林立，甚至藏污纳垢，组织上毫无纯洁性，严重影响了组织的领导整合能力，内部勾心斗角，对外一盘散沙，限制了党的政治纲领和组织目标的实现。尽管在国民党一大后这一状况有所改观，但是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党内利益集团的内斗问题，帮派体系依然争权夺利，导致国民党政府严重腐化，即使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被迫迁至重庆，官员腐败、政府无能的状况依旧没有根本改观，注定了国民党必然失败的命运。以此为鉴，共产党则强调要廉洁公正、团结奉献，以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纯洁保证了党的领导力和战斗力，奠定了最后战胜国民党的基础。

 

四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抉择。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斗争日渐激烈，社会各界人士或基于国家民族前途、或出于自身利益诉求、或觊觎国家权力等，也十分活跃，结社、建党活动也逐渐增多。最初是国共两党之外的一些小党派，在抗战期间沉寂多年后又活跃起来，逐渐地一些新的政党也开始成立，围绕抗日战争胜利后建设怎样一个国家问题，政党纷争又起。与民国初期政党竞争不同，国民党之气势正如日中天，共产党之主张也昭示天下，绝大多数党派依附国民党企图分得权利，少数新成立的党派则主张走“第三条道路”。

　　共产党竭力促成、国民党主导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以后，国民党统治集团认为国民党“几十年奋斗现在完事”越来越不能容忍，也难以接受政治协商会议达成的民主改革协议，所谓的国民参议会公然推翻了政治协商会议关于改组政府等多项协议，背离了全国人民对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热切期盼。国民党反动政府不仅对共产党进行军事围剿，而且对同情共产党的各民主党派也进行残酷的打击。在国民党倒行逆施的情况下，共产党团结和民主党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各民主党派逐渐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召开了新政协，宣告了新中国的成立。

 　　7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主党派与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一起，经历了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艰苦努力和不断探索，取得辉煌的成就。在此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断得以发展完善，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既具有适应中国传统与国情的明显特色与优势，也为世界各国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面临新形势、新使命，坚持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面临新情况、新任务。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多党合作要有新气象，思想共识要有新提高，履职尽责要有新作为，参政党要有新面貌。为新时代多党合作事业指明了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确立了目标。

　　黄炎培先生在一届全国政协大会上代表民建发言时说：“我们这一群人，今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要从地球几万万年大历史上边，写出一篇意义最伟大最光荣的记录，它的题目，就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这不仅是民建会员的心声，而且也是各民主党派成员心声，当时如此，今天依然如此。我们要坚守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我们要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助手、好同事。